卌年丨苏炜：千山独行，人生紧要处的引路人

新三届 2019-08-25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1974

苏炜，中国大陆旅美作家、批评家，现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曾任耶鲁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文革中曾下乡海南岛农垦兵团十年（1968-1978），中山大学中文系77级，1982年赴美留学，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助理，1986年回国工作，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90年后定居美国。曾出版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迷谷》《米调》《磨坊的故事》《远行人》、学术随笔集《西洋镜语》、散文集《独自面对》《站在耶鲁讲台上》《走进耶鲁》、交响叙事合唱知青组歌《岁月甘泉》、歌剧《铁汉金钉》《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古体诗词集《衮雪庐诗稿》等。

原题

“人生紧要处”的引路人

记金钦俊老师和我的“1977”

作者：苏炜

原载微信公号地球是透明的

中山大学中文系77级男生足球赛后合照，后排左一作者

老一辈中国作家柳青曾说过这样一段被广为流传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人的一生。”我以往很少提起，柳青和他的《创业史》，其实可以算是我文学道路上的第一位真正的领路人。他那本耗费了毕生精力书写的厚笃笃的大著《创业史》，当时被我下乡的知青同伴撕去了封皮，用一颗大铆钉钉在宿舍门楣上，用作大伙儿出入上茅坑时可以随手撕下来擦屁股用的手纸，是被我用一摞经过清理（确定里面没有领袖头像之类的忌讳）的《红旗》杂志替换下来的。《创业史》，从此成为一个十五岁少年孕育自己“作家梦”的温床和沃土——在烈日灼烤的地头边捧读《创业史》，在乡间昏暗的油灯下抄录《创业史》，成为我青嫩的人生记忆中最深切、也最恒久的一道刻痕。

这段“文学手纸”的故事，因为被我的一位耶鲁高材生写成一个非虚构英文短篇，刊载在2014年秋天《纽约时报》的周末版上，一时好像变得广为人知（遇见过好些耶鲁同事的询问）。然而，那个似乎由柳青的《创业史》引领出来，在人生的“紧要处”重重推了我一把、搀了我一把的人——也就是俗话说的“命里贵人”吧，我却似乎至今从未形诸笔墨。他，就是我今天这篇追忆小文里要提到的，我的母校中山大学的荣退教授——金钦俊老师。

记忆的画面，还是要回到那个忧患重重、风云变色的年代。从1968到1978，整整十个年头——我的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最稚嫩也最珍贵的青春岁月，都是在海南岛的大山大野间度过的。父兄系狱的“杀关管子弟”（比当时什么“黑七类”“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头更吓人），全连队年龄、个头最小的知青“细崽”，孤独沉默往还、可以一个星期不发一粒声的哑巴“强巴”（电影《农奴》中的假哑巴角色），酷暑中一天要弓着腰挑一百多担水浇地的橡胶苗圃工，还有，晨昏牧放86头黄牛的深山放牛娃……这等等许多，都是当年贴在我身上的名头标签，也是可以把人压垮压折的无名重负。

柳青的《创业史》及悄悄伴随的文学梦、作家梦，成为我在艰困严酷时光的唯一救赎。在古早年间流放此地的我的本家先辈苏东坡的海南儋州“儋耳山”下（当地叫“纱帽岭”，我猜此名与苏东坡和“春梦婆”那个“翰林乌纱，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耳！”的故事相关），一盏灯，几本书，一支笔，陪伴我度过了多少个山风嘶啸的漫漫长夜；也最终，因为坚持读书和写作，手中的笔，成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真实利器。

从1970年开始，我在大会战工地写的那些表扬稿，陆续登上省报《南方日报》和《兵团战士报》后，我先后担任过兵团的师、团报道组员；我的第一篇文学习作——散文《修筑长城的人们》整版刊发在1974年夏秋的《南方日报》之后，又先后被借调到《南方日报》写作组、省出版社少儿组、以及省创作室（即后来的省作协）与珠影厂剧本写作组等等，参与过当时广东众多“奉命文学”的写作，有各类小说、散文之类的文字，陆续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广东文艺》等全国与省市报刊发表。

也因为如此，我错过了很多知青当年翘首而盼的招工、招生机会，被爱才的海南农垦及当地领导一再“扣住不放”，“肥水不流别人田”。

最夸张的一次，是1974年末广东省委组织部下了商调令，作为全省五个候选人之一，要把我调送北京“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编导班（即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编导系）进修，据说学院宿舍门上都已写上我的名字，却被当时的海南农垦最高领导人抗命不从，坚不放人。

后来获知，海南当年就被定为副省级的“特别行政区”，有相对的自主权，即便省委组织部的商调令也无奈它何。为了“彻底”把我留住，海南农垦局把我从儋州西培农场上调到海口，并打破惯例为我专设了一个“创作员”的编制。当时的农垦局领导（时任海南特别行政区委副书记）找我谈话，笑眯眯强调了一番“组织对你的重视和培养”以后，说道：“小苏炜呀，只要我XXX在这个位置上一天，你就甭想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作者的知青时代照

我是1977年深秋，在海南三江围海造田工地某个海天迷茫的夜晚，从工地广播里听到恢复全国高考消息的。当时，知青下乡运动进入第九个年头，各种“运动”弊端已然充分呈现，成为文革苦海里一艘行将沉没的破船。当年一起下乡的知青同伴，无论新知旧雨，能“脱离苦海”的，都通过各种手段——参军、招工、招生、病退、顶退，“走后门”甚至“督卒”（偷渡）等等，陆陆续续、先先后后离开这艘“沉船”了。身在海口的我，送走了一拨又一拨“脱难”的老友，我知道这次高考，是我浮沉在“苦海”里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次围海造田大会战的总指挥，正是当年那位笑眯眯强留我的副书记。因为恢复高考被视为当时“抓纲治国”的战略部署，我申请参与77年高考，得到了副书记的首肯；便在每天一身泥一身水的围海工地奔波里，开始了我的高考复习，并在正式考试前一个月，被批准离开工地回到海口，准备应对这迈过攸关人生大坎儿的关键一役。

可是，一个十五岁只读过初中一年级半学期就被“革命”中断、随即“上山下乡”的娃崽儿，尽管曾经在乡间的灯油下熬坏了眼睛，熏黑了书页，但如今翻着那些仿若天书、重若千斤的数学、物理、英语的书页，我除了抓耳挠腮的长吁短叹，就只剩下打瞌睡的份儿。

到了海口考场（记得是设在府城当时海南师院的课室），文、史、哲、地理的考题还好说（后来听说我的相关考分也还不错），一到数学考题我就只能抓瞎，匆匆做了初中数学方程式的那一道题（还不知是否做对了），便讪讪然交卷了。

两个月后，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录取通知放榜，我的“名落孙山”，既是自己多少有些心理准备的，却又是带着一千个不甘一万个沮丧的——一个又一个，一次又一次，我再N次地把知青同伴送离海口，送上大学旅程。孤身照影，我知道自己或许此生此世，都无以离开海南，脱离这个“知青”身份了。

记得1978年春节刚过，我亲自把考上北京大学的把臂好友黄子平送回广州，送上了北上的列车。我们俩因同在海南开始写作生涯而结为莫逆，在这次“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1977年高考中，相约一起报考北大、中大。他个性内向，又历来背“右派子弟”的家庭包袱，竟把高考的“最后志愿”报给“海南通什师范”这样的山旮旯“学院”。

我当时大表不解：“大家都巴巴地盼着离开海南，你为什么还要选这么一个鸟不下蛋的‘最后志愿’呀？”这位日后成为知名学者和批评家的“平哥儿”当时竟如此告我：我就是个“我要读书”的现代“高玉宝”（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熟悉的一位“革命传奇人物”，“半夜鸡叫”和“我要读书”都是他写过的名篇），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只要能赶上高等教育的末班车，脱离这个“知青”身份，再不济，也可以有个“海南通什师范”垫垫底呀！有着“老高一”文理双优底子的“平哥儿”，最后却惊喜万分地被北京大学中文系所录取，在当时简直是令大伙儿敲锣打鼓狂欢达旦的大事！

在广州，我陪着他，和一众小哥们儿不知说过多少次甜里带酸的“壮别话”，吃过多少回一醉方休的“壮行酒”。汽笛轰鸣，列车嘶啸。送走“平哥儿”和一大拨考上各路大学的知青“神仙”，又只身踏上十年间渡海无数次的“红卫”号海轮，摇摇晃晃、晕晕沉沉地回到海南岛，“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孤身一人、四顾茫茫涌上心头的那种悲凉感，我日后曾一再用过这个譬喻来形容：我，大概是“知青上山下乡”这艘“沉船”的“船长”，一定得等船上的旅客都获救了，离船了，才能自己或者随船沉没，或者最后孤身离去。

我给刚到北京大学报到的黄子平寄去一首送别小诗，题为：“埋下头来，走！”那，是我十五岁那年，陪着被剪去半边头发的小姐姐游街示众后写下的一首叫做“把你的头，低得低低”的小诗之后，又一次在诗中的“低头”；——然而却又是，在触摸到自己内心里那点孤愤与“孤奋”之后，又一次向命运老人的“昂头”！我知道自己又来到人生的一道新隘口，我只能重新孤身上路，披风沐雨，千山独行。

接到黄子平从北京寄来的同韵和诗——“我又在长安街上走”，我心绪万端，摊开了从广州带回来的一大摞当时陆续新出的中外名著，甚至拟好了一部新长篇小说的提纲，准备开始闭关读书写作，打发海岛那些前路前景渺茫无尽的漫漫长夜。

都说，命运在向你关闭一道门的时候，会悄悄打开一扇窗。——我却对此，浑然不知。

那是海岛上一个烈日朗照、天空一碧如洗的初夏午后。出其不意地，我的顶头上司——农垦局宣传处处长，忽然带着党委办公室的一位干事，急匆匆跑到宿舍来找我，令我大惊失色。

处长满脸严肃地说：“组织上一直都在关注你多年来申请入党的要求，一年前派你到三江围海工地锻炼，就是组织上对你的培养和考验。只要你今天答应我这个要求，”指了指身边的X干事，“——明天，党委办公室就会正式讨论你入党的问题。”

——虽然，因为多少年背着沉重的“出身包袱”，申请入党，既是我梦寐以求的自救手段却又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此时我却很好奇：“X处长，你要我答应的，究竟是什么要求？”

处长说：“组织上的态度很明确，只要你放弃上大学的想法，马上就可以吸收你入党。”

我更纳闷了：“这次高考我的数学考砸了，没有过录取分数线，已经上不了大学呀！”

处长抿抿嘴笑了，只好亮出底牌：“中山大学派出两位教授，专程从广州飞过来，现在就在隔壁的办公室等着你，准备对你再作一次面试。如果你答应组织的要求，你就不需要去见他们。”

“什么？！”我震惊得跳了起来，脱口而出：“不不不！我不要入党！我要上大学！上大学！我我我，我要马上去见他们！！……”

本文的主人翁，此时才真正出场了。

站在我面前的，是两位吟吟笑着的陌生中年人（说“中年人”是我当时的感觉，其实金老师担此劳碌奔波的“特招”重任，恰在于他属于当时中文系的“少壮派”）。代表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是金钦俊老师，那时候他顶多四十出头，身材修长，黑发朗目，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眼里带着盈盈笑意，有一种谈吐不凡、风神俊逸的翩翩风度。另一位，则是大学招生办负责行政工作的老师。

我万万没想到，在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史称“77级”已经开学整整三个月之后，我迄今大半辈子人生中最要紧、最关键的命运转机，就这样在倏忽之间出现了！

原来，事情的起因，需要追溯到我回广州送黄子平进京上大学的春节假期间，我曾到当时的《广东文艺》（即后来的《作品》）编辑部送一篇稿子。我走后，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议论纷纷：听说苏某人这回报考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因为数学分数太低，没有被录取，太可惜了，等等。言者无意而听者有心。当时在场的、历来像母亲一样善待每一位青年作者的好编辑郭茜菲老师听在耳里，回到家就向她的先生——中大中文系的资深教授、著名文艺批评家楼栖言及。

楼教授听罢大为惊讶，要求妻子把苏某人历年来在《广东文艺》刊发的文字找出来，他要审读一遍，然后提交到系里讨论（这些内情，是郭茜菲老师日后告知我的）。最后，决定是否对苏某“破格录取”，需要日夜兼程赴海南、湛江完成两个面试使命的责任（另一位系里考虑需要重新面试的考生，是湛江的知青诗人马红卫——马莉），就落到了当时中文系的“青年才俊”——金钦俊老师身上。

此时的金老师看出我略带紧张，便用几个“什么时候下的乡”，“广州家住哪里”之类的日常寒暄话宽慰着我，随即便进入正题。

金老师直接说明来意：代表中大中文系对我进行面试，考虑是否给予“破格录取”。他先从读书聊起，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我记得我当时刚刚读完“灰皮书”——苏联小说《多雪的冬天》，正在读《叶尔绍夫兄弟》，于是就从苏联小说，谈到我以前偏爱过的屠格涅夫小说和散文，还读过巴尔扎克与罗曼 . 罗兰；中国小说里我们聊到了柳青、赵树理、周立波和李准、马烽等乡土作家，我特别谈到柳青《创业史》对我的影响。

我还记得，当时的气氛根本不像是在面试，完全像是两个老少读书人的促膝交谈，彼此交换着读书心得。因为我聊到的中国作家都是写农村题材的作家，金老师便告诉我：现代中国小说的最高成就，都表现在农村题材的写作上。聊到诗歌，我谈到因为知道郭沫若的《女神》受的是美国诗人惠特曼《草叶集》的影响，于是也曾找过《草叶集》等外国的翻译诗歌来读。金老师便说：他年轻时对诗歌的热爱，也很受《草叶集》的影响……等等，等等。

之所以在整整三四十年过后还记得这些谈话细节，是因为日后在中大中文系的专业课上，陈则光老师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陈老师讲过：“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最高成就；还讲到郭沫若的《女神》与《草叶集》的关系，当时我心中一亮，马上就联想到金老师当初在海口“面试”我时的谈话。 “面试”的气氛于是变得很轻松。金老师不时在点头、微笑，我也渐渐完全放松下来了。现在想来，金老师或许当时马上就了解到，我在下乡十年中，确实一直在自己找书来读，没有完全荒废光阴吧。

谈话末了，金老师向陪同前来的招生办老师点点头，这位老师马上从随身的书包里掏出了一份打印好留着空白的公文信函。两位老师当场补签好相关日期，填写上我的名字，金老师便微微笑着正式递给我，说出了那句从此我改变人生走向的话：“苏炜同学，祝贺你，你被中山大学中文系正式录取了！”他紧紧握着我的手，仔细叮嘱道：请你留心上面的报到时间，并尽快办好转户口、档案等相关手续。

我记得，强忍着当时的弥天惊喜和心脏狂跳，我和两位隔海而来的中大恩师紧紧握手，临行，握了又握。

漫卷诗书喜欲狂

青春作伴好还乡

1978年5月4日早晨（这个日子我永远记得），在77级大学生入学整整三个月后，我怀揣那封金钦俊老师亲手递予我的中山大学录取通知书，踏上下乡十年后的归家旅程，登上了那艘我自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承载过我无数汗泪歌哭、甘苦哀乐的“红卫轮”。

我至今清晰记得，诗圣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这两个句子，当时是怎么样顽固执着地在我脑海心中跳跃、吟唱，直至萦满南中国海霞彩绚丽的整个海天。

我清晰地想起十年前——凄风惨雨的1968年的那次下乡登船，在夜海茫茫的公海上，我守着两大木箱抄家后捡拾留存的父亲的藏书，默默在日记本上写下的那句话：“不要绝望”。

还记得当时录下的“名人名言”：“为什么大海的涛声永远浩荡澎湃，因为它懂得自强不息。”正是这样的大海涛声，支撑我走过了漫漫长夜。此时，我在猎猎的海风中，又一次感受到时代风云的全新撞击，“不负时代，不负使命”，我在心里留下了对自己的默默叮咛。

作者的知青时代照

我当时并不知道，文革中下冤狱被关进死牢五年、刚刚“解放”不久的老父亲，此时正顶着满头白发，亲自站在广州洲头嘴码头，翘首迎候他的自小离家出远门、成年后曾经见面不相识的最小的儿子归来。

但我分明看到，自己已然走出了“人生紧要处”的最关键一步，而扶持我迈出这一步的，正是代职着一双时代巨手的非凡力量的金钦俊老师的慧眼和决断；我的虽不长却遭逢过种种坎坷、不幸的人生，竟然如此万一地万幸，在微乎其微的机缘下赶上了高等教育的末班车，而引领我登上这辆时代末班车的，正是由郭茜菲、楼栖、包括决定对我破格录取的中文系吴宏聪、王起老师等等这样的“命里贵人”所遣派来的过海天使——金钦俊老师！

“代职着一双时代巨手的非凡力量”，金老师，确是当之无愧啊！日后我听说，金钦俊老师，其实是广东1977年恢复高考艰难而仓促的整体运作中的一位重头角色。1977年高考广东考区的作文考题——“大治之年气象新”，金老师，正是出题人。自此，我把金老师不但视为恩师，也视为忘年知友（77级同学因为社会历练深广，我们在校时和离校后，一直和许多任课老师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遇到课业上以及日常个人的问题，都会大胆坦诚地向金老师请教。

我清晰记得：入学中大后，因为担任中文系学生文学杂志《红豆》的主编，我曾为此多次登门向金老师求教求助；在《红豆》因为发表了“大胆”文字而受到各方压力时，金老师曾向我明确转达过当时系主任吴宏聪老师和王起等老师对我的大力支持。我和同为“破格录取生”的马莉多年来都一直觉得，金老师和我们俩是灵犀相通的。

我还记得，当我和马莉在中文系的课业和课外活动中表现优异时（比如我的两门专业课——中国现代文学课和当代文学课的期终考，曾都获得了破纪录的满分100分；又比如当马莉在校期间不断在《作品》《人民文学》和《诗刊》上发表的诗歌时），金老师每次见到我们俩，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特别亲切和欣喜安慰之情，是如何深深地熨暖我们的心。所以毕业这些年来，我和马莉一直和金老师保持着亲切紧密的个人联系。

前不久中大中文系77级同学高考四十周年聚会，主办者联系不上刚刚病愈杜门谢客的金老师，吴承学兄马上“知根知底”地找到我，很快就和金老师接上了头。这，也算是我为这次自己因故无缘出席的历史性聚会所作的小小贡献吧，呵呵。

“不负时代，不负使命”，确实也成了马莉和我——这两位中大77级的“特招生”，这些年来沉潜掘进、执着前行、自强不息的最大动力。1977年恢复高考，不但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更彻底改变了一个国家从教育到文化的整体风貌，也成为刻在我和马莉个人身上最深刻也最幸运的一道生命留痕。

此生此世，不管我们身在哪里，也不管我们是在人生低谷还是在事功高处，我们将永远铭记着人生山荫道上那一双双知人知遇的慧眼，永远感念那一双双借助于时代之力推助着我们的大手暖手——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各位贤厚师长，特别是——引领我们、搀助我们前行的金钦俊老师。

今日的作者与他的耶鲁新老学生在一起

12/28/ 2017晨，于康州衮雪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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